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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盖礼义之乡,圣贤之宅——读《春秋穀梁传》“西狩获麟”章有感

1周前 (06-24)80

《春秋》这本书,古人说是孔子写的,从鲁隐公元年开始,到鲁哀公十四年为止。最后一句话很奇怪:“(哀公)十有四年,春,西狩获麟。”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,到这里戛然而止,留给后世无数解释、猜测。按鲁哀公在位二十七年,孔子死于哀公十六年,与十四年都不沾边;只是因为那一年,有麒麟在鲁国被捕获了而已。麒麟,是古代的瑞兽,与龙、凤、龟并称“四灵”之一;根据《史记》的说法,孔子看见麒麟被捕获,就知道自己的道穷了,不久他也死了。

  《春秋》有三传,即三部解释之作: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,前者讲史料,后两者解经文。我读的最多的是《春秋穀梁传》。晋人范宁说:“《穀梁》清而婉,其失也短。”《穀梁传》的短,凡是读过一二的人都知道,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可以铺陈大段的言论,在《穀梁传》里往往只有一两句话,还有许多经文没有解释;至于《穀梁传》的“清而婉”,倒很少有人赏识。在我看来,“《穀梁》清而婉”的特色,最鲜明地体现在最后一段传文,即“西狩获麟”章中。现抄录如下:

  【经文】十有四年,春,西狩获麟。

  【传文】引取之也。狩地不地,不狩也。非狩而曰狩,大获麟,故大其適也。其不言来,不外麟於中国也。其不言有,不使麟不恒於中国也。

  毫不夸张地说,若是《春秋穀梁传》全部失传,只剩下上面这一章留存至今,此书亦足以不朽,穀梁之学亦不会湮没无闻。我不是经师,更不敢以圣人门生自命,只根据多日读经的一点浅见,试论如下:

  《春秋》最后一段经文,看似简单,其实疑点重重。“狩”者,狩猎也,此事必有主语、必有地点。然而经文直言“西狩”,第一不知谁人狩猎,第二不知在何处狩猎,只知道地点在鲁国之西。根据《春秋》体例,应该是鲁国国君亲自狩猎;不过根据《公羊传》的说法,是鲁国大夫叔孙氏狩猎,《史记》亦有相同说法。大夫狩猎,何足书于史册?又为何不提地点?

  又“获”,即捕获、擒获,含有暴力强迫获取之意,所谓“获者,不与也”。如果麒麟出而与人相处,相与归于鲁国,则不能说是“获”;此处言“获”,明显是鲁人以暴力擒之。按《史记》说法,麒麟送到鲁国都城外时,已经死了,而且腿脚折断。真可谓凄惨之至矣。

  所以《穀梁传》解释道:麒麟是被鲁人引诱而捕获的(按:鲁人不但用暴力,而且用诈术,对待至珍贵的瑞兽)。不写狩猎的地点,因为不是狩猎(按:狩猎在春秋乃国之大事,国君与大夫亲自行之,岂可随便)。不是狩猎,却偏偏说是狩猎,因为获麟是很大的事情,所以要把出处说的很大(按:此处逻辑通顺,不过有些迂回委婉,可看出《穀梁》的婉转之风)。

  下面乃是《穀梁传》全书最精彩的两句议论:不说麒麟来,是因为不把麒麟当作中国以外的事物(按:《春秋》之例,如果有外族、异兽、珍禽、各种奇怪之物出现,应该写成“某人、某物来”,因为它们本不是中国所产;然而《春秋》认为麒麟本来就是中国的,当然不应该说“麟来”)。不说有麒麟出现,是因为麒麟在中国不应该是罕见之物(按:《春秋》之例,各种季节性、暂时性的灾异虫兽出现,应该写为“有”,例如“有大水”“有蝗”之类;然而《春秋》认为麒麟应该经常出现在中国,而非暂时出现,所以不说“有麟”)。

  春秋是这样一个礼坏乐崩、天下荡荡、子弑父而臣弑君的时代,不但河图、洛书没有了,龙凤、祥瑞没有了,连贤人君子都没有了。孔子尝哀叹:自从鲁国内乱,公家的乐官都逃散了,有的逃到海上,有的逃到江上,有的逃到齐、晋、楚、秦诸国。南夷与北狄交接,中国不绝如缕,三代以来的文化到了灭绝的边缘,要找一个民生安定的小国都不容易。麒麟好不容易在鲁国出现一次,却被人抓获之后杀死了。然而《春秋穀梁传》却说:麒麟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,不是从中国之外来的;麒麟本来应该在我们中国经常出现,不是偶尔出现一次而已。这是何等的气魄,何等的乐观,又是何等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!简直就是把败退的鸣金之声,变成进军的鼓声了。

  在《春秋穀梁传集解》中,关于这段文字的注解也非常优美,令人有潸然泪下之感,现抄录如下:

  【注】中国者,盖礼义之乡,圣贤之宅,轨仪表於遐荒,道风扇於不朽。麒麟步郊,不为暂有。鸾凤栖林,非为权来。虽时道丧,犹若不丧。虽麟一降,犹若其常……此所以所贵于中国,《春秋》之意义也。

  【疏】麒麟一致,不为暂有,虽时道丧,犹若不丧。如此为文,是所以取贵于中国,而王道颂盛,麟凤常有,此则《春秋》之意然也。

  (《穀梁传》的【注】为汉晋之间人所作,【疏】为唐人所作,其道理则一以贯之,堪称良注。)

  以上注疏文字,不要说在《春秋》三传当中,就是在整个《十三经注疏》当中,都堪称第一等的文字、第一等的思想。第一次读,好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;后面越是多读,越是反思,就越是觉得它大气恢弘,其味隽永。根据我的管见,试论如下:

  中国这个词,很早就有了,最早是指中原,是一个地理概念;后来演化出文化概念,不仅是中原的一小块地方,还包括所有接受华夏文化、具备仁义礼智观念的地区。到了孔子的时期,提出“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,不论是华夏诸侯,还是南夷、北狄,只要接受了当时最先进、最灿烂的中华文化,就可视为中国的一分子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是礼义之乡,是圣贤之宅,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源地与辐射器。

  中国的礼仪法度,即使在遥远的蛮荒之地,也是为人仰慕的(“轨仪表於遐荒”);中国的文化传统,即使在千古之后,仍能使人感动学习(“道风扇於不朽”)。麒麟在中国的郊外出现,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(“麒麟步郊,不为暂有”);鸾鸟、凤凰在中国的树林中栖息,不是昙花一现的表象(“鸾凤栖林,非为权来”)。虽然春秋时期礼坏乐崩,文化传统已经沦丧,但是在君子看来,好像还没有沦丧一样(“虽时道丧,犹若不丧”)。麒麟虽然只是偶尔出现一次,在君子看来,却好像还是经常出现的事情(“虽麟一降,犹若其常”)。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之可贵,是《春秋》的意义。

  既然早已礼坏乐崩,既然早已天下大乱,为什么还要说麒麟不是偶尔在中国出现,还要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丧失呢?孔子之所以这么写,是为了称颂中国、抬高中国,希望有一天天下能够太平,文化能够复兴,王道重新兴旺发达,麒麟、凤凰又成为经常出现的事物。这就是《春秋》最后的深意啊!

  我多次读以上《经》《传》《注》《疏》,未尝不热泪盈眶。今日我们的文化,岂止是到了灭亡的边缘,实在是早已灭亡;我们的贤人君子,岂止是四处逃散,实在是早已绝种。春秋之时南夷与北狄交,中国不绝如缕;今日则是中国已经沦为世界的后进种族,自绝于文明,自绝于进步,不再是昌明繁荣的礼义之邦,而是愚昧狭隘的暴虐之国。三千年来的道统,我们亲手将其砸烂;西方几百年的先进思想,我们只学其糟粕而不接受其精华。我们的生活,处处弥漫着一股野蛮的气息;我们的社会,处处传染着一股浮躁的氛围。孔子以春秋为千年未有之大乱世,如果他还活着,又该认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?

  可悲可叹的是,这种局面持续百余年,文化、体制越发沉沦,人民反而越发不自觉,读书之人也浑浑噩噩。近年来,他们又以为我国正在实现富强,是该向世界怒吼一声,宣布自己“不高兴”“站起来”了;他们哪里知道,古代中国受到全世界的尊敬,不仅是因为其富足强大,更是因为它的文化优越,制度先进,思想缜密,艺术精致啊!所以,即便是五胡乱华,匈奴肆虐中原的时候,见到仁人君子还知道自惭形秽,退避而去;即便是契丹称帝,与宋朝分庭抗礼的时候,契丹君主还私下焚香祈祷,希望来生出生于“中国”。天道无亲,唯善是佑,唯德是辅。不修缮自身的礼义,不补全自身的制度,不表彰自身的文化,反而要凭借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手段去称霸世界,真是古今未闻,贻笑大方了。

  就算世风日下至今,就算文化沉沦到这个地步,我还是觉得,中国是会不朽的。麒麟、凤凰若今日出现在中国,必然会被人捕猎、剥皮、食用,可我仍相信它下次要再来;贤人、君子若今日出现在中国,必然会被人嘲讽、辱骂、轻视,可我仍相信他们会富集在中国;中华的文化传统早已灭亡,若有朝一日再次萌芽,必然会被人践踏至死,可我仍相信它会发展壮大。这种信仰和决心,不是我们发明的,乃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开始坚持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。在那样一个礼坏乐崩的年代,凭着他们的精神,中华文化的道统传了下来;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,若没有超越古人的信念、决心和勇气,后人又将如何看待我们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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